例二:随意建立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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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阴阳应像大论篇第五》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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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黄帝内经》的作者把医学当科学,就不应该把“肝”与“风”、“木”、“酸”、“筋”、“目”、“天”、“地”、“道”、“五味”、“苍”、“色”之类毫不相干的概念建立起关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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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前提蕴含不确定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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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入药,预设了相当多不明确的前提。元朝李杲(东垣老人)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卷四)有使用人粪入药的例子。他写道:“热病乃阳毒发狂,当求人粪汁。”“人粪,一名‘人中黄’,性寒,无毒,专治天下行大热。”“治热病发狂,绞粪汁饮之。”历代草本著作都没有举出用人粪治疗“热病发狂”取得成功的例子,估计著录这项药用方法的药物学著作的作者,也没有亲自尝过人粪,并以此验证人粪究竟是有毒,还是无毒。至于人粪“性寒”,因为描述不清楚,用实验方法去证明它,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医中药理论是在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预设情况下进行理论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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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推理不具有一致性和公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中,缺乏一致性和公理性推理的语句俯拾即是。比如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推理,其实验基础是不可能有的,其逻辑基础也是虚幻的。根据欧布里得的意见,要使“道生一”可以成立,就必须满足“道”当中明确地存在“一”。如果“道”里边根本就没有“一”或“一”的种子,“道生一”就是一个典型的“欧布里得怪论”。如果“道”里边既有“一”还有别的什么,那么“道生一”就是一个或然性推理,不是必然性推理。不能达到必然性推理要求的推理,没有满足推理的公理性原则,这样的推理是无效的。此外,从“道生一”,再推“一生二”,必须采用相同的推理形式,否则就叫做违背推理的一致性原则。如果我们把“一”和“二”理解为一些普通数字,则“道”和“一”也应该是一些普通数字,否则推理就不一致了。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文化中几乎所有关于“生”、“克”关系的推理,既没有满足公理性要求,也没有满足一致性要求。这种不遵守推理的基本原则的思维习惯,也严重影响了中医中药理论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