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怎样一部书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离，以及孤独和清醒。他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热闹，在热闹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也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你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市场，有时候你真的感到无所适从。当全部的生命一直都向外追逐的时候，情形比这好不了许多。所以需要隔离，隔离产生智慧。当老子选择放弃王官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士的时候，他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隔离。这种隔离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诸葛亮所说，产生致远的效果。以上所说都还只是个清冷的形象，我们更关注的该是清冷的思想。儒家的核心是仁爱，而道家对此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论语》《孟子》一直在呼唤着“仁义”的君子和推己及人的“德政”与“仁政”，但《道德经》却展开着另外一个思想空间。初看之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译文：天地无所谓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把万物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圣人无所谓偏爱，对百姓一视同仁，把百姓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什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译文：社会政治秩序荒废了，就有了对仁义的提倡；聪明智巧出现了，就有了严重的伪诈行为。亲人间出现了纠纷，就有了对孝慈的提倡；国家陷于混乱不堪，才出现忠臣的品格。），或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惊世骇俗的字眼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为什么要否定和拒绝看起来很美好和神圣的仁和义？爱和教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三十八章，这也是《老子》下篇的开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译文：上德的人不表示为形式上的德，所以是实在有德的；下德的人自以为不离失德，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德的。上德的人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下德的人表面上顺应自然而实际上是有心作为。上仁的人有所作为而实际上是无意而为；上义的人有所作为且纯出有意而为。上礼的人有所作为而得不到回应，于是就伸出胳膊强拽人们服从。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是祸乱开始的源头。）

　　德有上下，其间根本的区别在于无为还是为之（有为）。上德是无为的，下德则是有为的，虽然其中有着层次的区分，如仁、义和礼。在老子看来，为之总是有心的作为，因此也就成为祸乱的根源，成为下德。道理很简单，这个心原本只是私人的，却要变成公共的。在这个由私人的心向公共的心推行的过程中，做法可以有软硬之分，刚柔之别，如孟子强调的王道（儒家）是属于柔性的，霸道（法家）则是刚性的，但其实质并无不同，都是要大家接受某个人的主张。可以想象，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接受的过程就是放弃自我的过程。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这正是老子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的理由。原本创作来安排秩序的礼倒很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的依据不是天理自然，而是人为的造作。

　　与此相比，仁义也好不了许多。在儒家那里，仁义是作为秩序的礼的基础。仁的最基本规定是爱人，其内在基础是一个恻隐之心。义的最基本规定是正直，其内在基础是羞恶之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想当然的美德。但老子有另一番思索。无论仁义看起来有多么美好，总是有心的。有心的行为就难免独断的色彩，于对象而言会有强加的味道。譬如《论语》上面说的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推己及人的意思，其背后的假设是人类的普遍性。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既然如此，他们应该是共同的，有共同的心，共同的爱和恨。对儒家来说，这是一个被作为前提接受下来的东西。对生活来说，这只是一个假设。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你想要的我不想要，你不想要的我却想要。这就是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果要追求一个普遍的东西，一个要大家都接受的秩序，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