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为何难容中医(5)

　　20世纪30年代初，乐达仁之弟、四房的乐达义卸职在家，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管的严密制度。例如，犀角、牛黄等细料药材，在内宅设库存放，库门上五把锁，四大房各有一把锁，账房大头（第一负责人）有一把锁，只有同时打开五把锁，细料才能出库。同时亲自称重，分量不够不行，不当着他的面研兑混合也不行。

　　在乐家四房子孙中，乐达仁是最精明能干的，他在天津创办的达仁堂也最为成功，完全超越了当时局面混乱的北京同仁堂。京剧名人李少春曾对达仁堂的店员说:“你们牛黄清心丸真是好药。我演《打金砖》，上台之前先吃两服，要不，从地上、椅子上和桌子上平摔三个硬僵尸，我顶得下来吗？”

　　虽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乐达仁已经有了中医药的忧患意识。乐崇熙说：“七大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倘不改革，中药顶多存在20年！’”鸦片战争后，教会办的医院由沿海地区推向全国各地，专门做西药生意的屈臣氏、泰安等大药房开门营业，中医药受到不小冲击。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要不要中医中药的大争论。先是1912年北洋政府改革学制，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紧接着，梁启超、章太炎先后著文批驳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乐达仁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中医药，这是个基本事实，但这么多著名学者都否定，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他决心做中药改进的先行者。

　　据达仁堂老员工回忆，乐达仁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的年轻职工，都要学习英语，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改进中药离不开化学，所以侄子乐肇基中学毕业后，被他送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1925年10月，乐达仁又安排乐肇基到欧洲考察制药工业。90多年前乐达仁就认识到，改进中药，一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二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他在天津的制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库及工人宿舍，在制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此外，他多方设法便利顾客，如汤剂中所需的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药所用的纱布，他都事先准备好，与汤剂一齐出售。每副汤剂抓好后，他又规定售货员、检查员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

　　1913年，乐达仁正雄心勃勃要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德国拜耳药厂来商谈合作。起初乐达仁也认为未尝不可以合作，但商谈的结果，因为名称与地址问题各不相让而作罢。乐达仁主张地址设在天津，名称用达仁堂;拜耳药厂主张地址设在青岛，名称须用拜耳。实质上，这是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乐达仁终以不愿甘居外资控制之下而没有达成协议。

　　1949年后的同仁堂叙事

　　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陷于无人管理状态。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与职工关系融洽，因此，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后，职工代表一致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

　　1954年，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和所有乐家老铺的分号，在改造高潮中实行了定股定息。由于同仁堂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声望，带动了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喜报，被毛泽东接见。乐崇熙说，毛主席当时说了三句话，“乐松生先生您好”，“工商业者好”，“同仁堂好”。乐松生非常激动，呆了半晌才说了句，“毛主席健康”。

　　1954年批准公私合营后，乐家四大房每年所得的定息，仍然超过了过去每年各房提取的1.4万元。而乐达仁改进中药的梦想在此时得到初步实现。1951年春天，乐松生参加了北京市长彭真召开的会议，会上，彭真鼓励乐松生试办中药提炼厂改进中药。1952年，乐松生邀请了北大药学系郑启栋教授在达仁堂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1953年，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牛黄上清丸等四种产品试制成功。此后，研制人工牛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