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为何难容中医(３)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及遗留问题

　　事实上，比起这场肇始于网络流于表面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国家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是更深刻的现实问题。1929年那些西医反对中医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时才终于体现了:中医与现代医疗行政制度的冲突。

　　“50年代，在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恶劣的时候，整个卫生系统最如临大敌的就是如何控制传染疾病蔓延。当时‘肠伤寒’、‘肺炎’、‘流感’和‘肺结核’在各地纷纷出现。”何裕民说。

　　在防疫上，中医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袁钟说，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传染病来了，西医要隔离，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把病人活动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中医则显得很无助。

　　而迅速发展投资巨大的西医，不仅在当时的财政能力上完全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建立在中医体系基础上医疗资源的改造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研究者郝中先说，当时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末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三四十年代卫生部门官员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的县，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

　　当时的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分析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10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20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同一时期，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曾感慨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

　　到1949年，这一局面基本维持不变。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策略是就现有系统进行改造——一种类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50万中医大部分散布在中国农村，基于这个资源基础，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渠道，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和西医的这样一种防疫行为结合起来，使防疫体系变成一个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的杨念群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不断地在农村组织各种医疗队，通过国家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样一种农村缺医少药和防疫行为个体化的局面，靠这种短暂的大规模巡回医疗来解决这样一种基本的缺医少药的不平衡状态。”

　　在此背景下，各地中医院校以培养中医为初衷，但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混合的教学，是用西医的教育模式快速培养中医人才，输送到农村和基层。很多后来体制内的反叛者往往就是接受的这种“西式中医教育”。也有反过来的力量。研究者方明东说，1956年，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在创办中医师资进修学校上颇有经验的老中医吕炳奎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司随后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吕炳奎牵头起草了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让南京方面编写了《中医学概论》，推向全国使用，并在很短时间内又在全国办了上10所中医学院。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最后在多方努力和讨论下，中医学院几乎全部保留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方明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