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为何难容中医(4)

　1929年请愿的中医代表陈存仁传奇

　　◎ 王恺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嫁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