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场激烈的争辩，其实是何裕民引发的。作为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一名哲学教师的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过于醒目的标题终于还是引发了专业范围外又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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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只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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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27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当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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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都是眼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中医治疗肿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两次试图摆脱成为一名中医的命运，他坦言刚入行时自己对中医毫无兴趣。1978年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西医研究生，虽然分数上线，他却因种种原因被调剂到中医专业，这让他拒绝了这次录取，接受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报考本校“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也是为努力使自己的专业与西医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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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史博士袁钟更好地表达了当年这种在青年中医中普遍流传的困惑情绪。他认为，疑惑一方面来自现实的忧虑——同为医生，谁也不甘于在将来的身份上有边缘和主流之别，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上的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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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芤脉’，‘如按葱管’;什么是‘滑脉’，‘如盘中滚珠’;什么是‘涩脉’，‘如轻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阴阳五行’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